江晓原：为什么需要理解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

今天许多公众对“全球变暖”已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实际上这至多只是一个“科学事实”——指当下主流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定的说法，但“全球变暖”虽在大众传媒中被描绘成“共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却并未形成高度共识。因为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依据，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公众往往因为有先验的“客观气候科学”幻想，导致许多误解。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迷思》作者史蒂芬·库宁，曾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系教授近30年，还担任该校教务长及副校长多年，他又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而最重要的，恰恰是库宁的理论物理专业训练，使他对于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有着比绝大部分气候科学家更为深刻的认识。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迷思》，[美]史蒂芬·库宁 著，王乔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库宁《悬而未决》一书，对气候科学本身，以及“全球变暖”理论中的重要论断，进行系统考察，深入浅出，展示了当今气候科学的种种不确定性。本书也是对“至今尚无客观气候科学”这一事实的具体论证。

气候科学现今的两大阵营

在国际上，围绕着“全球变暖”多年来一直有两大阵营：一个是中国公众非常熟悉的支持“全球变暖”的阵营，他们持有如下认知：

全球确实在变暖。全球变暖是工业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会引发环境灾难。

这种立场，对急于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但这个阵营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权威机构和名人的支持，戈尔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个阵营在西方得到新能源产业资本的资助。

另一个是中国公众相对了解较少的阵营，认为“全球变暖”并非事实，甚至可能是一个骗局。他们对“全球变暖”持有这样的认知：

全球未必真的在变暖。气温变化和工业碳排放没有多大关系。不相信“全球变暖”会引发环境灾难。

这个阵营得到一些著名气候科学家，如因发现“1500年全球气候变化周期”而获1996年泰勒环境成就奖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丹斯加德等人，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治人物的支持，这个阵营的“金主”则以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产业的资本为主。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大量引进前一阵营的学说，而后一阵营的学说只有少量书籍被低调引进。

“全球变暖”理论之所以出现旷日持久的争议局面，根本原因，是这个理论自身有致命缺陷——它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学术争议空间，也为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介入提供了空间。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古代的气温变化吗？

要讨论地球是否在变暖，首先要获得历史上地球的气温数据。但现代专业气温记录最早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那么1850年之前的地球温度如何得知？缺乏直接的专业数据，就只能依靠间接推测。

推测古代地球温度有如下多种途径：历史文献记录（非专业的）、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珊瑚沉积、深海岩芯、孢粉、古土壤、沉积岩等等，但相对来说最可靠的途径是冰芯。理论上认为，所有在大气中循环的物质，都会随着大气环流而到达冰川上空，并沉降在冰雪表面，最终形成冰芯记录。

冰芯中有大量历史信息，比如测定冰芯中氢、氧同位素的比值，可以度量当时的气温；分析冰芯中的微粒含量和各种化学成分，可以获得不同时期的大气气溶胶、沙漠演化、植被变化、生物活动、火山活动、大气环流强度等多种信息。

尽管冰芯记录序列可长达数十万年，但它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绝大部分毕竟都是间接的、不精确的，分析处理起来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至于其他各种途径，就更不可靠了。

那么冰芯中的历史信息，能够支持“全球变暖”理论吗？

丹斯加德和奥斯切格1984年发表了《格陵兰岛深层冰芯揭示的北大西洋气候振荡变化》，这被认为是利用冰芯研究历史气候变化的重要文献。他们认为百万年以来，存在着一个主宰地球气候变化的“1500年周期”，地球气候实际上处于接近恒定的周期变化中。

通俗的理解就是：地球温度有自身的变化周期，在这种周期面前，人类的工业碳排放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不能说明地球近年来的温度变化，1940年后工业碳排放激增，但地球温度却在下降。事实上，直到1975年，主导当时气候变化研究的主题还是“全球变冷”。

所以库宁在本书“导言”中就明确指出：“简单来说，仅凭我们目前掌握的气候科学知识，尚不足以对地球气候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变化作出有价值的预测，更不要说借此判断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了。”

气候科学家的结论如何被公众所知？

本书的重点之一，是考察气候科学家的科学论述，在被公众了解之前，如何被媒体、政客、社会活动家、NGO组织歪曲和变形。

政客们（比如总统候选人）都不喜欢学者们的严谨陈述，库宁这样描述这些政客：“所有候选人都试图用言过其实的‘气候问题迫在眉睫’言论超越对手，于是公众对‘气候危机’的认识越发脱离科学事实。”一些科学家也被这样的舆论风向所裹挟，不得不对“全球变暖”理论随声附和，“即使相关理论是错的”也不敢站出来表达异议。

另一种时髦的研究，是在计算机上搞模型，用这些模型来“预言”气候变化会造成怎样的灾难。但在库宁看来，这些模型很多都不靠谱，对此库宁含蓄地表示：“我们的模型越来越精致，但它们对未来的描述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他还引用了这方面权威的名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其中有一些有用。”

库宁还对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科学家、科学机构、活动家和NGO组织、媒体、政客）的态度和行为，逐一给出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这方面的情形颇有帮助。

例如对于媒体，库宁指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新闻标题为了获取更高点击量而变得更有煽动性——即使文章内容本身并不支持他们想煽动的观点。”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标题党”吗？

又如关于政客，库宁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使他对政客们的行事风格有着比公众更多的了解：“气候灾难的威胁……能让所有人产生共鸣，对这种威胁的描述既可以非常紧急，又可以足够遥远，政客们的可怕预言只会在卸任几十年后才经受考验。”他的意思是，政客们为了获取关注，在气候问题上只管危言耸听，没有任何风险。

在库宁眼中，气候科学家也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他们经常不敢说真话。有不少科学家因为不公开支持“全球变暖”而被公众谴责，甚至“职业生涯都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当作者自己就气候问题讲真话时，“很多人会立刻问我是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一些科学机构为获取更多资助“更关心让科学契合他们的叙事，而不是让叙事更符合科学”。

图源：视觉中国

至于那些满世界活动的NGO组织，库宁对他们有更强烈的不满：“对很多非政府组织来说，‘气候危机’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NGO组织还会竞相攀比在“全球变暖”议题上的激进程度，以免自己被对手超越。

如何评价双方阵营的研究成果？

在新能源资本推动下设立的“全球变暖”议题，断言工业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并将引发惊人的环境灾害，主张限制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使用，而代之以水电、太阳能、风电、核电（起初在新能源行列中）等能源，这直接打击了传统能源资本的经济利益。因此围绕着“全球变暖”议题，新能源资本和传统能源资本都大力资助对自己有利的学术研究。这在西方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由资本资助学者，研究得出符合该资本集团意愿的学术成果，这种行为在美国被称为“回音室”，库宁书中也提到了这个概念。

但中国公众和媒体习惯认为，学者接受私人资本资助，得出符合资本利益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可耻行为。中西方社会这一差别，有时会被某一方所利用。例如有人为了“黑化”学术对手，就详细列举反对“全球变暖”的学者接受传统能源集团资助的例证，但对主张“全球变暖”的学者接受新能源集团资助的情况却绝口不提。考虑到西方盛行私人资助科学研究的情况（医药和气候科学最为突出），我们对各方成果都应据成果本身来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是否接受私人资助作为判断依据。

如果学者接受私人资本资助成为影响其学术公信力的负面因素，那么对于论战双方学术公信力的历史记录，更应成为判断时的另一个思考维度。不幸的是，主张“全球变暖”的阵营因“曲棍球杆曲线造假”事件，在学术公信力方面留下了著名的不良记录。

最后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双方阵营的研究成果，中国今天在新能源产业一骑绝尘，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归根结底，地球上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都有用尽之日，人类终将依靠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之一，中国已经超前走上了这条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