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丨谭凯：耐心资本、场景开放与人才评价改革破解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困局

中美体系竞争下的

中国战略突围路线图

编者按

中美体系竞争进入深水区，美国已将与中国的关系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对中国而言，2026—2030年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虽然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中国战略机会窗口仍在。面对内生结构矛盾和外部严峻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战略突围？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经济界、科技界、战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学者，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创新生态与人才机制等重要领域的突围，从而扩大并确立中国在全球科技和标准体系的话语权。

谭凯

■谭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的体系性、战略性竞争日趋激烈。这场竞争的核心，已不再是单一产品或技术的较量，而是创新体系与制度能力的全面对抗。技术突围的成败，最终不取决于个别项目的“点状突破”，而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构建起一个高效、坚韧、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此背景下，面对外部封锁与内部转型的双重压力，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资本引导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协同，打造一个能够持续孕育关键核心技术与卓越创新人才的供给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战略突围奠定坚实的制度根基。

创新生态“四要素”的系统性梗阻与机制性诉求

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由人才、资本、市场、产学研平台等关键要素构成。然而，在我们的实践观察中，这些要素之间并非无缝衔接，反而存在着诸多系统性的“梗阻”，尤其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能源科技领域，这些问题尤为突出。

（一）人才体系：结构性错配与激励机制钝化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但我们面临的痛点并非人才总量的不足，而是结构性的错配与激励机制的失灵。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与卓越工程师的供给存在“两张皮”现象。前者长于理论探索，却可能脱离产业实际；后者精于工程实践，但知识更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又显不足。

另一方面，高校内部根深蒂固的学科壁垒，使得培养能够应对复杂系统工程的人才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智慧能源、智能采矿、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新型储能等前沿方向，迫切需要的是既懂能源动力，又通晓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地质工程、经济管理的“T型”或“π型”人才，而我们现有的学科分割式培养模式难以有效供给。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以论文、项目、头衔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的“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不够友好，使得科研人员更倾向于“短平快”的追赶模仿，而非“十年磨一剑”的源头攻坚。工程场景对人才培养的牵引力不足，导致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二）资本制度：“耐心”的缺失与“死亡之谷”的困境

科技创新，尤其是能源领域的“硬科技”，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不确定性强的特点。这与社会资本普遍存在的“短视化”和追求快速退出的偏好形成了天然的矛盾。我们在高校治理中观察到，大量极具潜力的早期科研成果，在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的过程中，往往因为缺少持续的资金支持而倒在“死亡之谷”。国家科研经费通常支持到实验室样品阶段，而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则更青睐商业模式已经得到初步验证的成熟项目，中间环节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断裂带。这种“耐心资本”的系统性缺失，是制约我们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大瓶颈。

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对方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优势，影响甚至控制前沿技术流向，而我们若无强大的、具有战略定力的资本体系作为支撑，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机制上的诉求是构建一个分层接力的资本体系，让国家战略性基金、产业引导资本、市场化金融工具在不同阶段各司其职，实现资金从“投项目”向“投人才、投机制、投场景”的战略转变。

（三）市场机制：准入壁垒与风险分担的失衡

技术创新的最终价值实现于市场。然而，当前市场机制存在诸多壁垒，抑制了创新成果的应用和迭代。首先是供需两侧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高校院所的“技术货架”与企业的“技术需求”难以有效匹配。其次，对于新技术、新产品，尤其是可能影响生产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大装备，国有企业等应用方往往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采购与试用门槛极高，风险偏好过低，导致国产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有技术、无市场”。此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作价入股的评估流程、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机制等制度性障碍，也极大挫伤了科研人员和所在单位的积极性。

在中美竞争中，对方可以利用其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标准体系构筑壁垒，而我们若不能为本土创新提供一个开放、公平且有利的早期应用市场，即便技术上取得突破，也可能在市场化和产业化竞争中败下阵来。

（四）产学研融合平台：“重挂牌、轻运营”与协同成本高昂

为促进产学研融合，我们建立了大量的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校企联合实验室等平台。但现实中，“重立项挂牌、轻运营实效”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平台沦为申请科研项目的“帽子”，而非真正意义上跨组织、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实体。高校的成果转化链条存在明显断点，技术转移办公室（TTO）的专业能力和市场化运作水平参差不齐，难以胜任连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专业红娘”角色。未来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新型人才培养实体，在如何真正打破学院壁垒、实现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仍在探索之中。跨组织协同的制度成本、沟通成本和信任成本居高不下，使得“真刀真枪”的联合攻关成为例外，而非常态。这种低水平、碎片化的平台建设，无法形成应对体系化竞争所需的建制化、有组织的科研攻关能力。

图片来源/ 新华社

协同路径：从行政推动到“市场主导、制度保障、国家牵引”的范式转型

破解上述“四要素”的系统性梗阻，关键在于实现创新治理范式的深刻转型——即从过去主要依赖行政指令、项目驱动的“行政推动”模式，转向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由市场需求做主导、制度体系做保障、国家战略做牵引的新范式。这一转型的核心，是用机制设计的思维，清晰地回答创新活动中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谁来定方向？谁来出题？谁来验收？谁来承担失败？谁来分享收益？

（一）谁来出题

要建立“需求导向”的科研任务形成机制。一方面，国家通过重大战略任务（如能源安全保供、“双碳”目标）明确主攻方向，进行战略牵引；另一方面，要让真正来自市场一线的“链主”企业、行业龙头，将生产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难问题，转化为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悬赏令”。“揭榜挂帅”等制度是有效探索，但需防止其异化为新的“跑项目”游戏。

（二）谁来投资与担责

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允许并鼓励自由探索，国家要承担这一阶段的失败风险。进入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阶段，应引导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成为主角，政府通过基金跟投、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方式分担部分风险。要明确失败的容错空间，特别是对于国有资本和高校管理者，在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前提下的创新失败，应予以免责。

（三）谁来评价与验收

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基础研究的评价，应交还给学术共同体，注重其原创性和学术影响力。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评价，则必须引入市场用户、行业专家和第三方机构，以其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否形成了市场竞争力作为核心标准。“双一流”建设的成效，也不应仅看论文、排名，而更应看其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贡献了怎样的核心能力、输送了怎样的人才。

（四）谁来分享收益

完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要坚决落实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改革，确保创新者能够名正言顺地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通过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进行市场化谈判和运营，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并建立清晰、透明的分配规则，避免“会下金蛋的鸡”最终归属不明，挫伤各方积极性。

同时，在强调激励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强有力的监管与约束机制。要对学术不端、资本套利、以“创新”之名行“补贴骗取”之实的行为“零容忍”。要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避免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的重复建设与低水平内卷，将宝贵的战略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

政策建议：一套可执行的“制度工具箱”

为推动上述范式转型，亟须在国家、产业和高校三个层面，协同推出一套目标明确、权责清晰、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

（一）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与战略环境塑造

1.建立国家战略耐心资本引导基金。这项基金专门针对那些专注于投资高校院所早期、长周期、高风险硬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投资机构。具体做法是由国家财政出资成立母基金，通过市场化方式遴选子基金管理人，采取更长的存续期，如15到20年，同时设定更低的收益要求和更高的风险容忍度。这项政策重点投向“死亡之谷”阶段的技术验证、中试放大和产品原型开发。预期效果是弥补市场失灵，培育一批懂技术、有耐心的专业投资力量，催生一批源头创新企业。当然这也存在风险，可能出现投资效率低下或道德风险。对冲措施是引入外部专业评审和严格的投后管理，对子基金管理人实行基于长期价值实现的绩效考核，而非短期回报。

2.推行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与应用保险联动机制。这项机制针对首次进入市场的国产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材料和核心软件。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采购中明确“首购”和“订购”指标，并由政策性保险公司提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保险，对因产品质量缺陷导致的损失予以补偿。这项政策将在能源、交通、信息安全等关键领域实施。预期效果是降低用户单位的应用风险，为国产创新产品提供宝贵的初始市场和迭代机会。风险是可能保护了落后或有严重缺陷的产品。对冲措施是建立严格的第三方技术鉴定和准入评估机制，保险费率与产品技术成熟度挂钩，形成市场化约束。

3.优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评选标准。在国家级人才计划的评选中，应该在评审标准中显著提升“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创办高科技企业”等贡献的权重，引入产业界和投资界专家进入评审委员会。这将影响各类学者、杰青等人才帽子的评选过程。预期效果是引导顶尖人才从单纯追求学术发表，转向更加关注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主战场。风险是产业贡献难以量化，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对冲措施是建立“代表性贡献”的同行评议制度，要求候选人提供翔实的第三方证明材料，如技术合同、市场占有率、用户报告等。

4.建立国家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战略联盟。由政府牵头，鼓励重点产业领域的链主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围绕未来关键技术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并构建专利池。这些未来关键技术包括6G、下一代储能、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应用等。预期效果是形成产业技术标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变“技术优势”为“规则优势”和“生态优势”，在中美体系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风险是联盟可能被少数大企业垄断，排斥中小创新企业。对冲措施是建立开放、透明的联盟章程，确保中小企业和高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并设立反垄断审查机制。

（二）产业与能源系统层面的需求牵引与场景开放

1.实施能源领域重大创新场景开放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大型能源国有企业每年划定一批真实的生产应用场景，作为“技术试验田”向全社会开放，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联合测试。这些场景包括某个智能化工作面、一个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等。预期效果是将国企的生产一线转变为国家级的创新孵化器和验证平台，打通技术从实验室到应用现场的“最后一公里”，加速技术成熟。风险是可能影响生产安全和稳定。对冲措施是建立分级测试制度，包括仿真、半实物、小范围试点、全面推广等阶段，并由保险和专项风险基金兜底。

2.强化链主企业的创新策源与带动责任。在国资委对央企的考核中，应该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采购国产化创新产品比率”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这将影响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行业龙头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供应链管理。预期效果是发挥龙头企业的需求牵引和资源整合作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格局。风险是企业可能为了完成指标而进行形式主义的合作。对冲措施是引入第三方评估，重点考察合作是否产生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或产品。

3.构建央地协同的能源转型与安全保障衔接机制。建立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煤炭保供与清洁转型”一揽子转移支付与投资机制，将地方承担的保供任务与获得的转型发展资金、技术项目支持直接挂钩。这将影响中央政府与煤炭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能源政策和财政预算。预期效果是解决地方政府在“保供”与“转型”之间的两难困境，激励地方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积极拥抱绿色技术创新。风险是资金可能被挪用或低效使用。对冲措施是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审计和绩效评估制度，与下一年度的拨款额度挂钩。

4.推广技术悬赏与研发众包平台。建设国家级或行业级的线上平台，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和“悬赏金额”，科研力量在线“揭榜”或提供解决方案模块，平台提供交易担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这将连接有明确技术难题的企业和有解决方案的科研团队或个人，实现线上技术交易与协同研发。预期效果是极大降低信息不对称，激活全社会的创新潜力，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风险是知识产权纠纷和成果质量难以保证。对冲措施是平台建立严格的实名认证、技术验证和多阶段支付的担保交易流程，并提供专业的法务支持。

（三）高校与科研机构层面的深化改革

1.以有组织的科研重塑“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将“双一流”建设经费与学校组织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解决行业“卡脖子”问题的能力和成效强相关。鼓励承担“双一流”建设任务的高校围绕国家急需，组建跨学院、跨学科的“大团队”“大平台”。这将影响高校的资源配置和科研组织模式。预期效果是引导“双一流”建设从追求指标排名，回归到服务国家战略、提升核心能力的初心。风险是可能抑制自由探索和基础研究。对冲措施是明确区分两类科研活动，保障一部分资源用于支持非共识、高风险的自由探索，形成“顶天”与“立地”的良性互动。

2.试行分类分轨加代表作的教师评价改革。建立教学为主型、基础研究型、应用开发与成果转化型等不同岗位序列，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全面推行以“代表性成果”替代“论文数量”的评价方式。这将影响高校教师的聘任、晋升和绩效考核。预期效果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擅长不同类型工作的教师都能找到发展空间，激发整体活力。风险是分类可能固化，且“代表作”评价主观性强。对冲措施是允许教师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在轨道间转换，并建立包含国际同行、产业专家在内的多元化、小同行评议机制。

3.建立学科交叉特区与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设立校级层面的“学科交叉特区”，给予其在招生、课程设置、学位授予上的高度自主权。在未来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中，大规模推行以真实产业项目或重大科研课题为驱动的“项目制”学习。这将影响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预期效果是打破学科壁垒，培养适应未来产业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风险是可能导致学生基础不牢。对冲措施是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确保学生在进入项目制学习前，已掌握扎实的核心基础知识。

4.推动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建设。鼓励高校通过混合所有制等方式，建立独立法人、市场化运营的技术转移机构。引进具有技术、法律、金融、管理复合背景的专业人才，建立与转化业绩挂钩的薪酬体系。这将改变高校内部的成果转化流程。预期效果是变“行政办公室”为“专业经理人”，大幅提升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成功率。风险是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过分追求短期利益。对冲措施是建立由校方、国资管理部门和独立第三方组成的监管委员会，对重大资产处置进行合规性审查，并对技术转移机构的考核设定长周期目标。

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宏大叙事下，国家的战略突围能力根基于创新生态的活力与韧性。特别是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双重约束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能够高效协同人才、资本、市场与制度的强大体系。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治理问题；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国家安全的战略保障。

作为身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线的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打造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供给体系，是“双一流”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体化建设最直接的贡献。重塑创新生态，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唯有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方能在这场关乎国运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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