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山：国际科技体系正出现三大变化

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能否有个好开头，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科技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当今国际科技体系的基本格局，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具有清晰的历史背景。从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到以 SCI（科学引文索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当前国际科技秩序中的诸多关键组织、规则与运行机制，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并巩固的。这一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为全球技术扩散和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对世界科技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主导结构本身也深刻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力量对比，并非超越时代的普遍安排。

随着全球科技力量格局和国际发展态势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单一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科技体系，正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现实挑战。当前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已明显不同于战后秩序形成初期，继续沿用既有模式，已难以有效回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发展的实际需求。

从现实运行情况看，国际科技体系正在出现三方面值得高度重视的变化。

其一，科技规则的公共属性正在弱化，工具化倾向日益明显。一些国家在芯片、软件、云平台和科研工具等关键领域，通过出口管制、技术许可和合规审查等方式，将原本具有开放属性的技术规则转化为制度门槛。这种做法显著增加了国际科技合作的不确定性，也在客观上抬高了多国参与前沿科技创新的成本。

其二，国际科技话语权的重心正在由技术能力本身，转向规则制定与平台主导。在实际运行中，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长期国际影响力的，往往是标准制定权、平台运行权和规则解释权。目前，国际学术评价体系、标准组织以及关键软件和工具生态，仍主要由少数西方国家及其机构掌控。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得新兴科技力量即便在科研产出和工程能力上不断取得进展，在国际规则层面的影响仍然相对有限。

其三，全球南方国家对公平、可持续科技合作的现实需求持续上升。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参与前沿科技应用和能力建设，但在实践中普遍面临准入门槛高、成本负担重、合作机制不稳定等问题。如果国际科技体系继续沿用封闭性较强、高门槛的运行模式，不仅难以回应这些国家的发展诉求，也不利于科技体系长期健康发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科技体系中发挥更强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现实必要性和时代合理性。这种引领并非对既有体系的简单否定，也非排他性替代，而是通过提供更加开放、可对接、可持续的规则和平台，为国际科技合作注入新的稳定性和公共属性。

从技术实力看，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进入国际领先行列，并在部分方向实现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持续取得进展，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等系统能力显著提升，计算架构与算力系统在软硬件协同层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这些进展表明，中国已不再仅是国际科技体系中的跟随者或参与者，而是在若干核心领域具备了与国际领先力量同台竞争、并在局部实现引领的坚实基础。

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已不仅仅集中于技术能力本身，还在于如何将技术优势有效转化为规则影响力。在现实运行中，许多关键国际规则、技术标准和平台机制，并非单纯由技术先进程度决定，而是通过长期、持续参与标准制定、组织治理和生态建设逐步形成。

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不仅在于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更在于推动技术优势向制度性供给能力转化，在国际规则制定、标准框架构建和科技合作机制设计中发挥更加主动和系统的作用。唯有实现由技术突破向规则塑造、再向公共方案供给的跃升，我国科技实力才能真正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国际影响力。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一个更加公平、开放、可持续的国际科技体系，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强引领作用，并非挑战现有秩序，而是推动其与时代发展要求更加契合。通过坚持开放合作、注重规则建设、强化平台供给，中国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科技秩序的完善提供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公共选项。（作者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